央视 6 月 12 日的曝光画面很有冲击感——玻璃瓶里的“排毒液”是再普通不过的老抽酱油，标价 70 万元卖给 100 多位老人，养生馆技师一边给老人“按摩排毒”，一边把老人的金饰“激活能量”。
这件事最值得追问的不是“骗子有多坏”，而是“为什么反诈系统拿它没办法”。
过去十年，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复杂的反诈体系之一：国家反诈中心 App 累计安装超过 5 亿次，公安部“断卡”行动持续推进，银行的异常转账拦截、运营商的境外电话识别、社区网格员的上门反诈宣传——所有这些环节，理论上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。
但养生馆骗局，完美绕开了这张网。
它绕开的方式不是技术高，是机制巧。整个交易链条发生在“线下+现金+熟人”的场景里。老人走进养生馆，面对的是笑盈盈的“干女儿”，交出的是金饰和现金，收到的是“排毒液”和“激活能量”——这一整套动作里，没有线上转账，没有银行流水触发预警，没有反诈 App 弹窗。
它甚至不是诈骗在法律意义上的精准定义。它是情感关系的市场化替代品。
表面看，是信息不对称。老人不懂医学常识，养生馆话术紧扣“排毒”“激活”“细胞修复”这些半真半假的概念。但深一层，是情感不对称。
一个 60 多岁退休教师，独居或老两口居住，子女在外地工作，每周一次电话，每月一次视频。养生馆的“干女儿”每天上门嘘寒问暖、按摩聊天、记住老人子女的名字、生日、吃的药、养的狗。当这种“亲密关系”持续三个月，老人不是“相信”了排毒液，是“依赖”了那个给他送排毒液的人。
这才是养生馆骗局的核心机制——它打的不是老人的钱包，是老人的孤独。
横向比较，这场“情感骗局”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的预演。
日本“孤独死”是它的极端版本——每年 3 万多人在独居公寓里去世，尸体数周甚至数月后才被发现。欧洲“电话诈骗”是它的国际版本——90% 的受害者是独居老人，骗子用“孙子出车祸”的话术精准击穿情感防线。美国“Medicare 欺诈”是它的医保版本——骗子冒充医保工作人员，用“免费体检”作为诱饵，骗取医保账号。
中国式养生骗局有自己的“代际传承”特征——熟人社会的瓦解，亲缘关系的市场化，公共情感供给的缺位。
过去 30 年，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。子女从县城到省城，从省城到北上广深，从北上广深到海外。传统的“多代同堂”被打破，“熟人社会”被“陌生人社会”取代。但替代性的“公共情感供给”——社区活动中心、老年大学、志愿者组织、互助养老——并没有等比例补位。
于是，“干儿子干女儿”这个原本属于亲缘关系的位置，被市场接住了。
这不是个案，是一套高度可复制的“工业化流程”。多地警方破获的案件显示，养生馆销售员的入职培训通常分三步：第一步，背熟“七大话术”（从“叔叔阿姨年轻时不容易”到“这是干女儿给您留的内部价”），要求每句话能自然说出而不是“背诵”；第二步，建立“客户档案”，精确到老人子女的电话、生日、退休前单位、老伴忌日；第三步，“切单”节奏，从免费按摩到免费旅游到“内部品鉴会”，每一步都有标准化动作。这套流程的本质不是销售，是“工业化亲缘关系”——把亲生子女用了十几年的情感投入，压缩成三个月的高密度陪伴，再变现为 70 万的“排毒液”。
养生馆是其中最显眼的一种，但远不是唯一的一种。卖保健品、卖墓地、卖“以房养老”、卖“高息理财”——这些针对老人的“情感骗局”共享同一个底层结构：销售员把自己包装成老人的“家人”，用持续的“情感投入”换老人的信任，再用这个信任变现。
现代治理体系的盲区就在这里。反诈 App、银行拦截、网格员上门——这些都建立在“信息-资金”链条上：发现可疑信息，触发预警，拦截资金。但养生馆骗局建立在“情感-现金”链条上：建立情感关系，离线交易，现金交付。前者是数字化的、可追踪的、可预警的；后者是物理性的、不可见的、不可预警的。
所以，对这场“情感骗局”的真正反制，不应该只在反诈体系里找答案。
第一层，是公共情感供给的补位。社区、街道、物业、社工组织——这些离老人最近的“准家人”——需要被赋予新的角色。与其让“干女儿”填补老人的情感空缺，不如让社区志愿者、老年大学同学、邻居互助组去填补。这不是慈善，是治理。
第二层，是医养结合里的“专业陪伴”。很多老人被骗的起点，是一个被忽视的慢性病。当“养生馆技师”成为老人最频繁接触的“健康陪伴者”，正规医疗体系的失职已经在先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能做到定期上门、家医签约、慢病管理，那“干女儿”的医学话术就失去了市场。
第三层，是法治层面的“情感欺诈”立法。现行法律对诈骗的定义偏重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，对“通过建立虚假情感关系获取财物”的定性仍有模糊地带。当“干女儿”的身份是销售员，她的“情感投入”是话术培训的一部分，她的“排毒液”是低值工业品——这种“情感-商品”的复合交易，是否应该被纳入新型诈骗的范畴？
70 万买老抽这件事，本质上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给治理体系出的一张考卷。
老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反诈 App 弹窗，是有人能像“干女儿”一样记着他们子女的名字、生日、吃的药、养的狗。而这件事，恰恰是技术做不了、市场不愿做、必须由社会和政府一起做的。
当我们把“老人骗局”只当成“反诈问题”时，我们其实已经输了。它是老龄化问题，是社会治理问题，是公共情感供给的缺位问题。
只有当我们把它当成这三件事的叠加，真正的反制才会开始。
（作者：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 汤怡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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